[127]第四，新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前没有国家保护的字样，表明私人财产权是一项人权，属于新第33条第2款所保护之列，这可能是修改第1款和第2款的唯一必要性。

但是，由于一些法学著作在没有说明比较前提的基础上来探讨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结果导致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虚拟化和复杂化，严重地混淆了宪法作为一个国家根本法的性质以及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为此，必须慎重加以对待。2.一切法律形式必须具有合宪性或者是基于合宪性而产生的合法性合宪性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法治原则，合宪性原则的存在首先表明了宪法作为根本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可以直接作为评判人们行为对错的法律依据。

由于基本法在联邦层面上只涉及到与联邦议会制定的法律发生直接的关系问题，因此，除了州法律与基本法之间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相互划分立法权限之外，其他的法律形式应当首先与联邦法律发生直接关系，与联邦宪法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联邦法律来间接地联系在一起。阐明法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从制度上来研究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的关系，主要应当解决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可以建立怎样的立法体系以及司法审判机关如何适用宪法来解决各种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维护法制的统一。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强调的宪法至上原则。总之，宪法只能以特定形式由宪法对其本身进行修改或废止。

例如，1949年的《以色列国过渡时期法》第11条规定：194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施行的法律继续有效，只要它们与本法令、与临时参议院制定的或临时参议院委托其他机构制定的其他法律不相抵触，只要它们为适应以色列及其政府的建立，进行相应的修正。因此，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在民法、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劳动法、环境法等一些最重要的法学研究领域，由于排斥了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之间的法律关系，导致了研究上述问题的相关法学学科缺少宪法学理论的指导，盲目地发展，甚至在学科研究对象都不清晰的情形下，仍然在主观地生造一些概念、名词和术语，严重地影响了法学学科基础理论的构造。如上所述，无论新、旧条款，国有经济都规定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与前三部宪法的领导力量不同。

[59] 宪法接着在第5条列举了四种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2．公有制形式 第7条规定国营经济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1993年进行了修改。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理论和实践的具体问题及其具体解决主要是： 第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成功建立了政权，使这种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24]直接确立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形式。

于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理论开始流行，1988年，在提出修改宪法的任务后经历短短的4个月，宪法修正案就通过了，取消了不许出租的规定，删除了不得出租的规定，增加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他还要人们见利思义，[14]即在利益面前应先考虑利益是否符合道德。

[18]封建国家先是通过暴力、继而通过国家权力控制生产资料的分配，从而达到对全社会实施政治统治的目的，在本质上乃是扩大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任务，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消灭多数人的贫困状况，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还多了一重任务—使国家尽快变得富强起来。五四宪法第6条规定：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宪法只是说国企优先保证（当时集体所有制经济还不明确），不排除国家也保证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所以，在这些地区，向大队为核算基础应不是穷过渡。

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虽说制定于国家非正常时期，[50]一般认为是两部制定得较差的宪法，但事实上，两者在经济目的、经济模式、财产权规范等方面与1954年宪法并无二致，是1954年宪法的进行时和完成时。[52]毛泽东在制宪时说，宪法的目的就是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81] 七五宪法在财产权问题上也继承了五四宪法，事实上自五四宪法以来，后三部宪法的规定基本类似。[104]《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http://cpc. people. com. cn/GB/64162/71380/71382/71386/4837835.html,2008-09-27访问。

[104]可以看出，我党对农村经济形式的认识是随着实践逐步深入的，在1992年以前，一直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其思路仍带有坚持集体经济形式为主的色彩，强调农民对集体和国家的义务。但革命的胜利，在主体方面其实是依靠农民获得的。

参见[德] Konrad Hesse, Grundzti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 Aufl.，C.F. Muller Verlag, Heidelberg 1999, S. 192f. [113]参见陶志诚：《试论土地征收中若干纠纷的可诉性问题》注释1，引自褚红军主编：《司法前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二辑，第354页。集权体制就是这样回归中国的。

所以，中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就其意义而言，没有宪定主体的经济通常就是平等者的经济，也即市场经济。转引自吴小龙：《黄炎培的忧思与欣慰》，公法评论网：http://www. gongfa. com/huangyanpeiyousi. htm,2008-10-18访问。事实上，资本主义罪恶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类一部分本性的反映。收归国有比较特别，是革命成果入宪的表现，也是现在宪法中已经消失的一种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其特点是国家无偿取得土地，[78]主要针对城市土地。参见刘大洪、何易主编：《公有财产法律保护》，西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1页。

[49]为此目的，就要剥夺资产阶级的经济手段，因而，这部宪法通过后，中国逐渐完成了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指出的是，马歇尔认为公共财产并非国家所有，而是国民的共同财产，即把公共财产归于公民财产的一部分，其意或指国家只是这些财产的管理者和看护者，因而国家是没有实质性所有权的。

[20]恩格斯认为，即使出现了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即使国家直接掌握生产力，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因为资本的特性就是剥削，社会制度不变，本性不会改变（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6-38页）。2.所有制形式 五四宪法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其总纲的主要内容大量规定所有权制度，20条中就有12条是有关经济制度即所有权制度的。

第四，神圣的东西其实不是不可侵犯，而是不能侵犯，在宪政国家中，只有不包括在宪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范围内的组织或个人才有这个能力—只有外国入侵者或者国际组织。[34]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页。

[108]这是向着三农问题最终解决迈出的第一步。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虽说制定于国家非正常时期，[50]一般认为是两部制定得较差的宪法，但事实上，两者在经济目的、经济模式、财产权规范等方面与1954年宪法并无二致，是1954年宪法的进行时和完成时。既然人们失业、贫穷并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任何一方的过错造成的，那么它就是由经济规律本身产生的结果，人们不能惩罚经济规律，因而要由国家来承担消除罪恶的责任，这既是公平的，也是恰当的。五四宪法第15条规定了经济发展的目的，即国家用计划指导经济发展和改造，从而提高生产力，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97]2008年9月被揭露出来的三鹿奶粉事件，凸显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营者的道德缺位，从而提出了道德重建的要求。再如文正邦等：《共和国宪政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及以后）。

这是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保护权利但又从根本上否定特定权利对特定人的价值、对特定人群进行道德价值判断，从而证明他们的（经济）存在是不合理的，这是1982年以前中国宪法上的一个特色。

尤其是当时大城市周边相当数量的村庄内有了工厂和企业（1975年时便已如此）并已经形成一定生产规模的情况下，一些农村完全可以实行较高的核算制度。[44]孙中山晚年认识到：……自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所以，……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

参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编：《学习宪法对话》，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第62-63页。进一步说，这条规定实质上是刑法意义上的，[121]即对公共财产的盗窃、抢劫、贪污、破坏等等。[16]朱熹在评论孟子说仁义与利之关系时解释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19]这些社会问题必须解决，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不可能消除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第三，废除私有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它还大大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感。其中基本二字在中国宪法学用语中与德国基本法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中的用法类似，具有普遍基础之意，[94]从而保证了私有经济的继续发展。

参见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13页。如前所述，问题主要在它的绝对性上，而绝对性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基本社会行为，在意识形态左右社会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时，变化着的人类需要就成了、或才能构成制度的合理基础。

而如果追寻历史原因的话，就像本文第一部分中有关公共财产问题所作的分析一样，自古中国在传统上国家的支配权就使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私人土地所有权，从来也不曾获得独立的地位和达到完整的地步。正是在它的经济模式下，我国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国民经济在三年内就基本稳定和恢复了。